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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勰的《文心雕龙》是我国历史上一部体大虑周的古典文论著作,用现代观点来看其理论体系,涉及文学的本质论、创作论、作品论、鉴赏论和发展论,文学风格学的研究跨越创作论与作品论,主要见于其中的《体性》篇。该文对于文学风格的形成、分类以及对一些文学家风格的评论等等,对于当代艺术风格学的建设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,同时对于提高我们的艺术鉴赏力,培养纯正的审美趣味也有重要的作用。中国古代的文学风格论是从作家论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,肇自曹丕的《典论·论文》,中经陆机、沈约等人,而到刘勰《文心雕龙》则实现质的飞跃,建立起比较完整的理论系统。曹丕是建安文学的代表之一,他的“文气说”涉及风格学研究,为刘勰所继承和发展。曹丕认为文章风格的形成,主要取决与作家的气质和才性,刘勰所提出的“才、气、学、习”说,很大程度上是这一观点的延伸。陆机在《文赋》中称“诗缘情而绮靡,赋体物而浏亮”以及铭之“温润”、箴之“清壮”等也是风格的品味,这些观点同样被刘勰所吸收和创造性的发挥。《体性》篇中的“体”是指文章的体貌,“性”是指作家的个性特征,二者对举是指文章风格与作家个性之间的关系。文学风格的构成是作者创作个性的鲜明体现,一个作家能否在其作品中表现出独特的个性,形成相对稳定的艺术风格,是衡量其创作是否成熟的重要标志。刘勰认为,作家创作个性的形成,不外乎两个方面的因素,一是先天的禀赋——才与气,二是后天的陶染——学与习,大致可理解为作家所具备的才能、气质、学识、习染四要素。四者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,它们互相关联,相得益彰。诸因素的协调和整合,形成一种文学作品的风格。作品风格千姿百态,需要进行分类才便于把握。《体性》篇在对作家的评论中潜在地涉及了时代风格和地域风格,自汉至晋,时代不同,地域有别,时空的差异影响到作家作品的风格的差异。在显见的层面上,刘勰将文章分为“八体”,它们又可分为四组,即典雅与新奇,远奥与显附,繁缛与精约,壮丽与轻靡。笔者认为,八体其实可以更简约地归纳为审美学意义上的优美,壮美,弱美三种形态,这三种形态其实代表了三种风格,其中“典雅”、“显附”、“精约”大致属于优美形态,“远奥”、“壮丽”基本属于壮美,而“轻靡”和“繁缛”则和弱美比较接近,“新奇”可以为壮美与优美所共有。《体性》篇既有理论方面的阐释,又能联系实际,对历史上一些作家的风格都予以具体的评论。这些评论没有以“八体”来限制,但与之密切相关。刘勰坚持认为,作品风格是与作家的情性相贯通的。作品风格体现了作家的性格气质,而作家的情性又深藏在作品的特定风貌之中。作家情性的外在表现为气与韵两种要素,刘勰对于评论贾谊、扬雄等作家的风格“俊发”、“沉寂”等体现了风格“肇自血气”的要旨。通过对诸作家的评论,《体性》篇实现了逻辑与历史的统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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