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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物”的崛起：晚明的生活时尚与审美风会

作　者: 赵强
导　师: 王确
学　校: 东北师范大学
专　业: 文艺学
关键词: 晚明物时尚生活审美
分类号: B83-092
类　型: 博士论文
年　份: 2013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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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摘要

“物”的崛起，构成了晚明时代突出的社会症候。它在日常生活层面呈现为物质供给日趋丰富、日用器物形制工艺日趋精美；在社会风气方面呈现为生活“时尚”的形成、蔓延与“奢靡”之风盛行；在文学、艺术和审美领域呈现为审美对象的具象化、物质化和欲望化；在思想和哲学领域呈现为“物”、“物欲”、“物化”成为聚讼纷纭的焦点话题。以“物”为中心话题，采用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，从整体性的视野还原和呈现贯穿于晚明生活、社会、思想文化及审美思潮间的一贯性和连续性，揭櫫晚明时代生活时尚和审美风会之间的交互影响关系，是本文的旨趣所在。论文主体分为五章：第一章在中国古代思想和生活观念传统中讨论了“物”之概念缘起、流变及其所蕴含的思想和生活观念。“物”萌檗于上古时代的生活土壤中，从一个弥漫着神秘气息的“自然物”概念逐渐拓展到人类日常生活和社会实践领域，继而上升为一个哲学和思想概念。这一过程展示了人类不断介入、认识和改造自然的历史，也是自然物不断进入人类生活，内化为人类精神生活要素的历程。“物”在人类生活实践中的作用是根本性的，它不仅为古人认识、理解和把握世界提供了门径，而且塑造了古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。“物”的价值和意义主要可以概括为“观物”、“用物”和“体物”三种，分别对应着理性认识、世俗生活和文艺、审美等生活领域。在中国古代思想体系中，“物”与“心”、与人格追求、生活境界以及社会理想间的紧张关系，促使儒、道两家分别形成了不同的“物化”论传统，从而形成了压抑日常生活、日用之物乃至技术的生活观念传统。第二章以“‘物’的崛起”为主题，讨论了晚明社会的“奢靡”生活风气和生活“时尚”问题。“奢靡”和“时尚”反映出日常生活的物质性的凸显与蔓延。其具体呈现方式为物质生活的改善，情感、审美等精神体验的物质化和日常化，亦即一种“生活美学”的兴起。“生活美学”在观念上体现为将“生活”本身看作施展自身才华、寄托情致和才思的“艺术品”；在生活和审美实践中体现为审美和日常生活逐渐趋近、交融，以营造艺术化、审美化的生活情境这一整体视野出发重新品第、评判具体的艺术形式，追求直接地占有物、体验物、满足感官和趣味需求。这种新的生活和审美形态之生成的内在逻辑是，原本由政治力量、传统道德和伦理规范共同组织、运转下稳固的生活形态和社会秩序，正在日益瓦解，逐渐转变成以商业、商品关系为主导。由此也引发了晚明社会秩序的裂变和道德、伦理的危机。“物”在晚明日常生活转型和社会秩序裂变中担当了催化和诱发剂的角色。第三章从明代经济、政治、社会观念等方面讨论了“物”之崛起的历史背景和原因。晚明社会价值、人生和生活观念的嬗变与蝉蜕，与明代政治、经济、社会文化之演进的宏观进程之间保持着历史的一贯性。从经济上说，在农业生产技术、供给水平提高的基础上，大量的剩余劳动力从农村流入城市、市镇，从农业转向工商和服务业，推动了传统“造物”工艺的提升、商业和服务业的繁荣，进而形成了“商品极大丰富”的物质文化景观。在这一整体性社会环境中，以科举为出路的读书人受到严重的挤压，一方面政治环境的严酷、险恶使他们视出仕为畏途；另一方面，科举制度也不能提供足够的生存和发展空间；再加上工商阶层经济实力的提升、“秀才穷鬼”、“做官赔本”等价值判断的盛行，这诸多合力——审美的诱惑、生活的压力、经济和社会地位的弱势、政治生态的恶劣等，瓦解了读书人的自尊心、身份认同，及其安身立命的社会文化、制度根基。士人阶层开始冷峻地审视自身的人生选择、价值和生活观念，逐步与“物”的崛起这一整体性社会生活语境达成妥协，形成了与此相一致的新的生活观念——享“清福”，即切断个体生活与政治、社会环境的关联，投身于个人化的日常生活、物质体验中，以“快乐”为人生和生活的主题，追求感官和趣味的满足，成为探索和践行“生活美学”的主体力量。第四章从文化、思想的角度探讨了“物”之崛起所引发的历史变迁。工商阶层在经济地位提升的基础上，急于改变自身的社会形象、身份和地位，积极结交文人士大夫，摹仿其文明、优雅的生活方式，力图从形式上实现自身的文明化、优雅化。这种生活实践背后实则暗示着晚明社会的另一变局——“技术”的异军突起及其自觉。面对此种社会情形，下层知识分子利用自己在文化方面的优势，为工商和权势阶层提供文化产品、服务，以期满足后者的文化需求，这就推动了文化的商业化、世俗化。在这一过程中，下层知识分子起到了推波助澜的“文化媒介”作用，其自身也发生了分化：坚守传统文化、艺术趣味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成为靠“润笔”为生、引领时代艺术新潮的职业书画家、文人；等而下之的，则沦为富人和权贵阶层的“帮闲”。上层文人士大夫则认为商业化、世俗化侵蚀了文化的正统性、纯洁性，对此严厉批判。然而由于身陷市场和商品关系中，他们不得不与工商阶层妥协，一方面与之周旋、来往，以期维持自身的优裕的物质生活；另一方面又试图摆脱这种尴尬处境。这反映出文化阶层面对商业化浪潮冲击的反抗与妥协。其妥协的结果，除了文化、艺术的商业化、世俗化和生活化以外，更引人瞩目的是形成了一种在“耳目之内”、“日用起居”中发现和获取审美惊奇、愉悦的“生活美学”方法论，从而推动了世俗性、生活化的艺术史新变。面对上述种种社会文化景观和动态，以维护风俗教化为己任的儒家知识分子，如王阳明、吕坤等人，也在积极探讨应对时代课题的新学问。他们在反思思想传统、关注社会生活新动向的基础上，回到儒家原典，通过重新阐释“物欲”、“物化”等话题，提出了“拔本塞源”、“去病根”、“致良知”等一系列极具现实针对性的理论命题。他们所主张的“下学上达”、“事上磨练”等生活原则、实践方法等，推动了明代儒学的世俗化和生活化。第五章以“物化”为主题，分析了晚明“生活美学”的不同生活和审美实践形态，理论前景和现实危机。“生活美学”因其对感官趣味、物质体验的依赖，从本质上说，暗藏着陷入双重“物化”困境的危机：一是审美形态、心理上的具象化、实物化、生活化及欲望化，这是传统儒家“物化”论所批评的重点；二是对商业、商品关系的依赖，这是马克思所言“商品拜物教”意义上的物化。“生活美学”的倡导和实践者们对此已表现出清醒的警惕，他们试图将“闲情”、“闲适”等传统美学概念及其所蕴含的自由精神引入日常生活，把后者由一种超越日常生活的审美体验，转换成日常生活的智慧和方法，从而形成了不同的“生活美学”理论旨趣和实践形态。其中，有以上层文人士大夫如钱谦益、陈继儒等为代表的精致、优雅、提倡“一人独享之乐”的“生活美学”，“借怡于物”构成了其主要的生活和审美实践方法。有以李渔等为代表的“大众生活美学”，倡导以“闲情”和“慧眼”看待生活、经营生活。还有以李贽、“公安三袁”等为代表的标举“快活”、抗拒“物化”的生活哲学，以释放欲望、挥霍“物”、践踏“物”来强化人生体验而又试图摆脱欲望和体验之黏著的生活和审美实践，成为他们抵御“物化”、抗拒人生虚妄荒诞的主要方法。以“生活美学”的视野重新审视晚明文艺思潮，我们会发现，所谓“浪漫洪流”、“人性解放”、“近代价值”等一系列附着在晚明文艺思潮史上的标签，皆是“物”的崛起这一宏大历史背景下的生活时尚和审美风会的“附加值”，是“物化”或“反物化”的“生活美学”整体格局中的一个出于“势之必然”而“道之所不必然”的观念流溢。结语部分对“生活美学”及斯风所渐下晚明时代所呈现出的“浮华”、“虚文”等社会文化景观进行了反思。大众对“时尚”的痴迷与追逐、对感官刺激和形式美感的执著与沉醉表明，晚明乃是一个“文”之“极盛”的时代；然而，这种“极盛”的局面并非文明自身历史沉淀和横向生长的自然硕果，而是商业和资本运作下的畸形产物。这种人为操作下的世俗生活艺术化、审美化暴露出诸多的危机，如欲望泛滥、资源浪费、学风浮躁、文化艺术肤浅化、粗鄙化等。晚明主流社会并未探索、建构起与之相协调的制度和观念制衡体系，这就导致了“文”之“极敝”、整个社会走向腐朽崩溃的历史困局。这是晚明时代所暴露出的历史局限，也是“生活美学”及其倡导者、实践者们在晚明所遭遇的历史悲剧。

“物”的崛起：晚明的生活时尚与审美风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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