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药性起源与“四气”药理说嬗变的医史学研究

作　者: 刘悦
导　师: 郑金生
学　校: 中国中医科学院
专　业: 中医医史文献
关键词: 中药药性药理四气理论医史文献
分类号: R-09
类　型: 博士论文
年　份: 2011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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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摘要

本文研究的内容为中药传统的药性理论。文中前言部分对文题关键词进行了界定和分析。鉴于古代“药性”一词有广义、狭义之分,含义复杂,实际用法多变,因此本文将所研究的“药性”局限于狭义范围,即由药物内在物质所决定的,与药物产生效应相关的药物毒性及寒热之性等。其中“四气”药理说是本文研究的重点内容之一。“四气”一词作为药性寒热理论总称,原始出处明确,含义鲜明。本文文题中,将“四气”所包含的药物理论视为一种“药理说”。“药理”在文中所指的是中药传统的药理说。虽然当今普遍将“药理”一词特指西药药理学,但由于该词在历史上就是中医药固有名词,本文属于探讨中药药理历史的专论,所以尊重历史事实,在文题中仍使用“药理”一词。“四气”药理说在历史上的发展并非直线性地由少到多、由简到繁。金元时期的“四气”药理已经被赋予《神农本草经》所言之外的内容。正由于这样的变化,本文使用了“嬗变”一词,意在提示“四气”药理具有比较特殊的演变过程。在完成“四气”相关研究的文献综述之后,本人发现目前该研究的薄弱环节是缺乏严谨的史学研究,主要表现在：忽视史料的甄别,史料年代不明；忽视搜集年代相对比较明确的文史资料；忽视对药性理论发展具体过程的系统研究,文献资料占有不够全面,等等。本人博士生在读期间,曾参加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“中药药性理论继承与创新研究”中子课题(“中药药性成因研究”),及《中华大典·药学分典》课题,得以收集了大量的医药古籍资料,以及文史方面的一些材料。因此,本文撰写过程中,按照医史学的研究方法,全面系统地从医药、文史等各方面的文献中搜求年代确切的可靠史料,并对史料进行甄别、遴选、利用。正文按时代先后对古代药性起源及“四气”药理说的嬗变过程进行纵向、尽可能系统地研究。希望能较为真实地还原历史,并为现代中药药性理论研究提供历史借鉴,为现代修订药性或确定新发现药物的药性提供参考。文中根据研究内容的特点(而非社会学意义的朝代)划分出4个历史时段,并将各时段的主要特点体现于标题中。这4个时段也是本文的主体部分,其分别是：(1)药性的早期体察与“四气”归纳——先秦至魏晋时期(公元420年以前)(2)药性成因初探与“四气”理论扩展——南北朝至隋唐五代(公元420-960年)(3)“四气”理论修正与药类法象——宋金元时期(公元9601368年)(4)“四气”及相关药性的界定与理论总结—明清时期(公元1368-1911年)先秦至魏晋时期,是早期药性孕育与理论萌生期。春秋以前,最早被认识的药性集中在“毒”性。春秋战国时期,随着对疾病寒热属性认识的深化,使药物寒热属性已处于孕育之中。秦汉之际,药性寒热处于有实无名期,根据《史记》记载的侍医遂与淳于意一场医药辩论,可知最晚在西汉初,人们已经认识到药物具有对立的阴阳、刚柔(实即寒温)之性,并已用来指导临床用药。东汉初《汉书》“经方者,本草石之寒温”的记载表明,西汉后期药性寒热已经名实俱备。约在西汉后半期(公元前1世纪),受董仲舒“天人感应”思想的影响,先代医药学家将气候术语“四气”引进本草学,作为药性寒热理论的总称。大致成书于西汉后期的《神农本草经》序论中记载了“四气”一词,及其具体内容(寒、热、温、凉)和运用原则(“疗寒以热药,疗热以寒药”)。从而在西汉末形成了“四气”药理说。通过比较这一时期《神农本草经》与“名医别录”中的药性记载,可知《本经》药性虽是必备内容,但仍嫌粗略。“别录”对药性的体察日趋细微,并注意到炮制、药物不同部位与种类、产地等对药性的影响。《内经》(不包含“七大论”)中虽然也论及“气”、“味”,但与《本经》之四气、五味无直接联系。南北朝至隋唐五代,是药性成因初探与“四气”理论扩展期。梁·陶弘景首次系统探究单味药性的成因、订正药性,并记载了药物寒热属性之外对药“气”的认识。这类药“气”或为药物某些特性及能力,或为药物的可嗅之气。陶弘景在编制“诸病通用药”表时,用朱点、墨点、无点来标示药物的热、冷、平三性,但这并不意味着陶氏主张药分三性。至隋唐五代,药性含义扩大到药物的体性(形质、气嗅等)、性能(十剂)等方面。药物性、效呼应成为探讨药性的主要途径。此外,药物的炮制、产地、时节、品种成为影响药性四大关键因素。五代末单味药之“凉”性记载始见于本草著作,体现了“四气”理论的深刻影响。唐·王冰补入《素问》的“七大论”中有药物气味论说。这些论说根据临床用药遇到的新问题(“服寒而反热、服热而反寒”),拓展了“四气”药理运用的范围,提出了应对新问题所需的反佐法、根据脏腑属性用药,并主张用药“四畏”与气味结合分治六淫等用药法；还从哲学层面提出了气味(并不局限于实指药物的气味)分阴阳厚薄以及气机升降思想。这些论说成为此后“四气”理论嬗变的思想渊源。宋金元时期是“四气”理论修正与法象药理盛行的重要历史阶段。这一时期除延续前代药性订正及成因探讨之外,“四气”命名质疑、“法象”药理说兴起、“四气”理论嬗变,是这一时期药性发展最突出的三大特征。北宋寇宗爽在深入探讨单味药性、效的同时,首次提出用“四性”代替“四气”的主张。但此主张由于存在某些缺陷,所以最终难以普遍推行。金元医家法天象地,将药性之“四气”,嬗变为与“地气”相对应的“天气”,从而赋予“四气”以厚薄阴阳、升降浮沉,以及与脏腑机能相对应等内涵。从金元时期开始,《本经》“四气”与《素问》“气味”开始糅合成一体,使“四气”理论的临床运用范围急剧扩大,并出现“甘温除大热”等新的用药法,对后世医家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。明清时期,已有医家觉察到嬗变后的“四气”药理说中出现了概念混乱问题。所谓药物的气味厚薄阴阳、升降浮沉等,乃是阴阳二气的衍生之物,并非《本经》最早的“四气”概念。因此明清医家在延续前代已开拓的订正药性、汇集前人药理学说等研究内容之外,开始尝试规范“四气”相关的不同概念。其中出现了明代《本草品汇精要》的“性、气、臭”三分说,明末《药品化义》中的“气、形、性、能、力”五分说。明·缪希雍提出“气之毒者必热,味之毒者必辛”说,将气、味、毒三者联系起来。清·徐大椿提示,古人处方用药,并非专门依据药性寒热之性推衍。药物具有不同的功用,医家们可能从其不同的性质入手用药,甚至有药性寒热与病情的寒热温凉似乎毫不相关,但却能取神效。并且“四气”等药性理论,仍存在许多不可解释的问题,需要进一步从试验中获取新知。明·李时珍则认为“升降在物亦在人”,强调可以通过人为的方式(炮制、配伍等)去控制和改变药性,扩大治疗范围。本研究的结果表明,中药“四气”药理说是在中医治疗实践中形成的药物寒热属性的理论,是继药物的毒性、五味药理说之后的一项重要理论。2000多年来,以“四气”为总称的药性寒热理论的内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各有特色。历代医药学家诠释、发展着这一理论,并尝试用多种方法对单味药药性进行考订。“四气”理论的共同的特征可以用现代语言表述,即：基于药物内在物质受物种、环境、人力的影响,产生感官所能觉察的寒热温差及治疗不同属性疾病(早期主要是寒、热疾病)并取得效应的规律总结。该理论的核心检验标准是药物的性、’效呼应。《神农本草经》最早记载的“四气”药理说,经过金元医家运用《素问》“气味”论进行新的整合与调整,其内容业已翻新。此后“四气”药理的内容与运用方法日益丰富,成为当今中医用药的重要参考。本文有创新意义的论述主要有以下几方面：(1)采用医史学研究方法,严格甄别遴选可靠史料,对药性起源与“四气”药理说按时代为序,进行了纵向系统的研究。本文依据具有标志意义的《史记》等正史或年代明确的文史与医药资料,确定气候术语“四气”被引入本草学作为药性寒热理论的总称,其时间在西汉后半期。西汉董仲舒的天人感应思想影响,是“四气”得以引入本草学的主要原因。本文认为,引进“四气”一词作为药性寒热理论总称是先代医家们的创举,其具有合理性。(2)首次全面系统地揭示了“四气”药理说在金元时期嬗变的过程与内容。嬗变前的《本经》“四气”药理说仅限于药性寒热,其运用亦仅限于针对寒热病因。嬗变后的“四气”药理说被纳入五行学说的框架之中,分别与五味、脏腑等建立起联系,其作用则扩大到可升降上下、可归属于相应的脏腑,从而形成了与病势、脏腑病机相适应的新型“四气”药理说。(3)系统归纳了古代寒热药性的各种成因及影响因素。其中特别对梁·陶弘景《本草经集注》、宋·王继先《绍兴本草》两部本草著作中的药性成因进行了细致的归类研究。研究结果表明,药物效应反推是确定药性寒热的主要方法。此外还有以物性证药性、法象联想、五行推导、以类相求、经验总结等,都可以用来确定药性。文中还发掘出民间以植物形态确定药性的罕见方法。生熟炮制、配伍方式、种植地区、药用部位、药物品种、采收时节等是可以影响到药物的寒热之性,使之发生变化的重要因素。此外,文中还从分析宋·寇宗爽提出将“四气”改称“四性”观点的实际影响(响应者寥寥)出发,分析了其难以为后世接纳的原因。此外,本文还对与本研究相关的现代研究中若干有争议的问题予以考辨,并分别提出了初步意见。

全文目录

中文摘要  6-10
Abstract  10-13
文献综述  13-41
  参考文献  33-41
1 前言  41-53
  1.1 "药性"出处、含义及古今用法  42-45
  1.2 "四气"药理术语的含义及争议  45-48
  1.3 关于"药理"一词的出处与含义  48-49
  1.4 "四气"药理说"嬗变"的解释  49-50
  1.5 本文主要研究方法及论文结构  50-53
2 药性的早期体察与"四气"归纳——先秦至魏晋时期  53-75
  2.1 早期药性的孕育与名实演进  54-62
    2.1.1 药物毒性发现期——春秋以前  54-56
    2.1.2 药性寒热孕育期——春秋战国  56-58
    2.1.3 药性寒热有实无名期——秦汉之际  58-60
    2.1.4 药性寒热名实俱备期——西汉末及其以后  60-62
  2.2 《本经》"四气"起源与早期药性  62-75
    2.2.1 "四气"起源与被引入本草的时代  62-67
    2.2.2 《本经》与"别录"药性之比较  67-72
    2.2.3 《本经》"四气"与《素问》"气、味"  72-75
3 药性成因初探与"四气"理论扩展——南北朝至隋唐五代  75-105
  3.1 陶弘景对药"气"(性)理论的探讨与阐发  76-86
    3.1.1 首论药性成因  76-81
    3.1.2 陶弘景论药之"气"  81-83
    3.1.3 陶氏"三性"说辨析  83-86
  3.2 隋唐五代本草论药之"气"(性)  86-96
    3.2.1 药性含义之扩展  87-89
    3.2.2 注重药物性、效呼应  89-90
    3.2.3 药物性、效四大关联  90-94
    3.2.4 四气之"凉"性补缺  94-96
  3.3 "四气"理论运用之拓展  96-105
    3.3.1 寒热治法运用的新境界  97-100
    3.3.2 用药"四畏"与气味结合分治六淫  100-102
    3.3.3 法象阴阳与气味厚薄  102-105
4 "四气"修正与药类法象——宋金元时期  105-134
  4.1 宋代药性订正与理论探讨  106-124
    4.1.1 药性甄别与修止  106-112
    4.1.2 沈括"英精气味"说  112-113
    4.1.3 寇宗爽药理研究新见解  113-117
    4.1.4 《圣济经》中法象与气臭说  117-120
    4.1.5 性味、法象二说之运用与评论  120-124
  4.2 金元"四气"概念嬗变与运用  124-134
    4.2.1 药类法象中的"四气"  125-128
    4.2.2 气味厚薄及升降  128-133
    4.2.3 甘温除大热  133-134
5 "四气"及相关药性的界定与理论总结——明清时期  134-155
  5.1 "四气"及相关药性概念的界定  134-141
    5.1.1 性、气、臭三分说  135-136
    5.1.2 气、形、性、能、力五分说  136-141
  5.2 药性理论的汇集与总结  141-144
  5.3 药性订正及辨性依据  144-148
  5.4 气、毒关系  148-150
  5.5 常理不能解释之药性专长  150-153
  5.6 "升降在物亦在人"  153-155
6 讨论  155-163
  6.1 确定"四气"理论起源时代及影响因素的要点  155-156
  6.2 关于金元时期"四气"理论嬗变的思考  156-157
  6.3 药物"四气"的确定方法与影响因素  157-160
  6.4 关于"四气"理论运用发展的思考  160-162
  6.5 药性理论若干争论焦点问题的初步意见  162-163
7 结语  163-166
参考文献  166-177
附录  177-217
  附录一:宋以前诸家本草中关于"药性"及药"性"的论述  177-198
  附录二:《证类本草》所引诸家本草论药物之"气"  198-209
  附录三:《吴普本草》所载诸家药物气(性)  209-212
  附录四:《神农本草经》与《名医别录》药物气(性)差别比较表  212-217
致谢  217-218
个人简历  218-219
中医药科研项目查新报告书  219-222

药性起源与“四气”药理说嬗变的医史学研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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