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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国时期成都出版业研究
作 者: 张忠
导 师: 陈廷湘
学 校: 四川大学
专 业: 中国近现代史
关键词: 民国 成都 出版业
分类号: G239.29
类 型: 博士论文
年 份: 2007年
下 载: 445次
引 用: 4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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内容摘要
成都的出版业是一个历史悠久,并且产生过巨大影响的行业。人们根据地上古籍辅之以地下文物,能够证明成都曾经是中国雕版印刷术的发源地之一。迟至公元8世纪(唐朝初期),人民群众出于印刷历法和佛经的现实需求,在长期的实践中发明了雕版印刷术。之后,偏居西南的一些地方政权不遗余力地予以推行,大量印制各种经典和文集,使成都成为当时享有盛誉的出版业中心。这种印刷术后来也得到朝廷的承认,影响越来越大,到两宋时期,官府在成都展开了一系列名存史册的大型雕版印刷活动,使成都的出版业达到前所未有的顶峰,盛极一时,“蜀本”由此成为中国古代精品书籍广为人知的一个称号。宋代成都不仅官刻繁盛,坊刻和家刻也毫不逊色,并且刊刻的书籍数量众多,在版本学上颇有价值。成都出版业在元代和明末清初一度陷于停滞,清朝后期又重新崛起。近代与外省交流的增加和新兴印刷技术的传入,使成都的出版业如虎添翼,发展迅猛。在社会近代化的影响下,成都出版业的行业组织也初露端倪。民国成都出版业的发展与成都人口繁殖和工商业发展、政府的扶持、教育的发展、图书馆的设立、抗战宣传和政府办公的拉动等因素密切相关。笔者认为,民国成都出版业大致可以分为4个时期,即酝酿期(1912—1925年),发展期(1925—1937年),鼎盛期(1937—1945年),衰落期(1945—1949年)。笔者把民国成都出版业的内部企业分为“木书业”、出版企业、印刷企业、发行企业4部分,分门别类地进行研究。成都的“木书业”由于有历史上的传统,加之简便易行,到民国时仍占据相当的市场份额;但其资金薄弱,经营规模较小。成都的出版企业后来居上,发展势头迅猛,一度与重庆和桂林不分上下;但以小型企业和分局居多,资金规模远逊于重庆。成都的印刷企业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,石印、铅印及胶印一应俱全,一度在川内印刷界居于领先地位;但工人待遇低下,产品无一个客观的质量检验标准。成都的图书发行企业也有不同程度的发展,在抗战时期一度仅次于重庆;但经营起伏跌宕,忽好忽坏。民国成都出版业的经营各有千秋。“木书业”印制的书籍产量颇巨,占据了民国川省雕版印刷书籍的绝大部分。书籍内容以经典文献为主,尤其是川省学人廖平和刘咸炘等人的学术著作极富有地域特色;同时也包括童蒙教本和医农卜算以及字韵历书、尺牍唱本,其中有的还掺杂封建迷信的内容。成都出版企业的经营具有现代色彩,经营的主体由股份有限公司担任。这种公司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,依靠募集股票来筹措资金,又具有相当完备的管理和监督机制,比较适宜于近代经济的发展。出版企业还十分注意保护所属版权,出版的书籍以教育、政治和文艺类位列前三甲。成都的印刷企业也是由股份有限公司占据主导地位。印刷企业经常承揽外来印件,但一般都要参与竞价,中标者大都要与用户签订承印合同,双方明确约定承揽印件的各种规格以及购买原料的方法和交货手续,以免纷争。印刷企业在经营中常常互相杀价,恶意竞争,导致利润微薄。图书发行企业以个人独资和无限公司居多,其中古旧书商业的经营尤其富有地域特色;繁荣的新书发行业一般多集中在成都的文化街——祠堂街上,经营方式灵活多样。民国成都出版业的自治组织主要分为两类。一类是同业公会,包括“‘木书业’同业公会”、“印刷业同业公会”、“图书教育用品业同业公会”等3个。这些同业公会是按照相关法律,在政府的直接督导下建立起来的,具有比较完备的公会会员入会与出会制度、职员的民主选举及任期制度、会议制度与民主决策制度、经费管理制度等,确保了同业公会的规范性、公开性、民主性。同业公会在维护本行业的利益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。出版业职业工会也是按照相关法律,根据不同的工种建立起来的,管理较为规范有序,主要包括“印刷术铸字业职业工会”、“印刷术排字职业工会”、“印刷术铅机职业工会”、“印刷术装订职业工会”、“印刷术石印职业工会”、“刊刻印钉业职业工会”等6个,为便于管理,后来合并为“成都市印刷职业工会”。这些职业工会能切实维护工人的利益,多次同资方进行谈判,提高了工人的工资,保证了工人最低的生活水平。民国时期成都出版业的监管机构种类繁多,政出多门。抗战以前是军人干政,驻守成都的刘文辉24军、邓锡侯28军、田颂尧29军组成“三军联合办事处”,对成都市政府发号施令,命令查禁中共和激进分子出版的书刊,市府然后传达给公安局和社会局等机构去执行。抗战爆发后,国民政府先后成立了“四川省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”和“四川省图书杂志审查处”两个机构,作为川省出版业的专职行政管理机关,同时也负责监督管理成都的出版业,管理力度大大加强。管理的内容包括书刊的原稿送审,印刷后审查,检查书店,审查戏剧和批准上演等等。管理过程中,若发现“违禁书刊”者则予以没收,“屡禁不止”者封店捕人;发现有“不妥”之处的送审稿件时,轻者删改,重者扣压。管理的目的是限制中共的影响,防止中共势力的扩展;管理的结果是钳制了思想,限制了出版自由。抗战胜利后,审查制度废除,管理机构撤销,但成都市又成立了“成都市非常时期取缔反动书刊小组”,照旧延续书刊审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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全文目录
中文摘要 2-5 ABSTRACT 5-11 绪论 11-29 一、选题的意义 11-13 二、学术史回顾 13-25 三、方法、史料来源和主要内容 25-26 四、几个概念的界定 26-29 第一章 成都古代和近代早期的出版业 29-66 一、中国印刷术的发源地 29-34 二、繁荣一时的五代十国、两宋出版 34-42 三、元气渐复的明清出版 42-48 四、重放异彩的近代早期出版 48-66 第二章 民国成都出版业的发展状况 66-117 一、发展原因及背景 66-78 二、成都出版业沿革 78-85 三、"木书业"的数量分布及分析 85-89 四、近代出版企业的兴起 89-102 五、近代印刷技术的进步和印刷企业的发展 102-110 六、近代图书发行企业的崛起 110-117 第三章 民国成都出版业的经营 117-152 一、"木书业"的出版活动 117-120 二、近代出版企业的经营 120-131 三、近代印刷企业的经营 131-138 四、近代图书发行企业的经营 138-152 第四章 民国成都出版业的自治组织 152-180 一、出版业的同业公会 152-161 二、出版业工人的职业工会 161-180 第五章 民国成都出版业的监管 180-203 一、监管的法规 180-186 二、早期的监管机构 186-189 三、抗战时期的监管机构 189-200 四、解放战争时期的监管机构 200-203 结语 203-206 参考文献 206-215 作者在读期间的科研成果 215-217 致谢 217-21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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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图分类: > 文化、科学、教育、体育 > 信息与知识传播 > 出版事业 > 世界各国出版事业 > 中国 > 出版事业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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